他的官僚们也没让他失望。

        朱翊钧至始至终似乎显得不是一个很有用的皇帝，只是纳言信任与封赏施恩，连安排谁去负责某事都不是他亲自去选谁。

        这可以说，比以前的广东市舶司榷关关税了不少！

        但这何尝不是张居正十年辛苦之功和他不惜以灭三族方式保住张居正余党，而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所以，朱翊钧不敢忽视细菌和病毒对国家战略的影响。

        所以，朱翊钧还以平定西夷侵之功，加封了王锡爵少傅之衔，晋为文渊阁大学士，而荫一为国监生，其余参与此事的文臣武将也皆有封赏。

        但这些都是底的官僚们在执行。

        可以说，朱翊钧这些就是为了今天，能让组成这个国家的上官僚与人民照他的设想来运转。

        据王锡爵巡视海贸后急递回京的奏疏，朱翊钧知，王锡爵明显在广州和广东官僚与士绅们洽谈的非常洽，最终的确没有现被地方势力暗害的况。

        而且王锡爵就与这些广东官僚士绅们商谈后，在自己的奏疏里，也请朝廷调整广东市舶司的税收细例，其中提议对本国商船货收取平均值百三十的关税，而对夷船货收取平均值百五十的关税。

        朱翊钧从张居正去世后就开始定调、给官僚们看见自己的态度，看见不近悬崖乃至暗中使绊如徐阶、张四维的场，看见张居正等改革派文官工于谋国后的结局，就是让天官僚们知，人主虽居九重天之上但并非不知谁为忠臣，也知天该是什么样。

忧外患的大明崇祯朝就因为北方瘟疫行，而使得当时的名医吴又可开始对病毒与细菌的传染产生了初步的认识，且因此写了《温疫论》，使得瘟疫没有在接来的清初造成更大影响。

        不过，这何尝不是朱翊钧想要的结果。

        国家毕竟本就不是他一个人的舞台。

        当然，相比于从印度来濠镜和广州以及从濠镜和广州去日本的商贸利益，这也算不上什么。

        金秋时节，最是红叶烂漫之时。

        因为派王锡爵去广东是申时行安排的。

        他皇帝要是失了错，总不能换人吧？

        而自己，作为一个官，要想位极人臣就得有所建树。

        他也不可能事事亲为，乃至涉一门军局新造的车炮该放在哪个位置。

        连首辅申时行也因为举荐王锡爵得力推功加了左国。

        官僚们不好，可以换人。

        如王锡爵。

        何况。

        他这个皇帝反而在定调与国策后，无所事事，只能于制金鸡纳霜、提帝国医护人员对病菌的认识这些小事上发挥一自己这个皇帝的功能。

        朱翊钧对此非常满意，他既看见了王锡爵的能力，也达到了整顿广东海贸与理濠镜外夷侵之事的目的。

        现在他的目的算是基本达到了。

        大明帝国这个国家正在南边集结大军灭缅，也正在东边开始逐步让东瀛变成汉家文明的土地，还在往北边大量构筑瞭望用的关台与驿路。

        要知，这个时代，从印度到大明广东，再从大明广东到日本的贸易线是最暴利的贸易线之一，大分货的盈利都在百分之百以上。

        他真要亲自场指挥军队，乃至与地方士绅和豪们耍阴谋阳谋，协调他们和他们宗族在军国大事上到彼此上如一，他可能还不如这个时代的文武官员们，当然也没必要。